6月21日，由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为村发展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北京为村互联网科技研究中心发起，腾讯学堂、腾讯文化、腾讯北京总部党委协办的“为村讲坛”第二季第10期举行。

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及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更多从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的发展这样一个视角，聚焦地方官员群体，理解他们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想知道地方官员的激励和行为，以及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所产生的深刻关联。

近些年，国家实现了脱贫攻坚任务，并正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从“官场+市场”双重竞争的视角怎么理解乡村振兴？从多层级晋升锦标赛的体制看，锦标赛激励只能直接传递到区县和乡镇层面，村书记与村主任无法纳入到晋升竞争体系之中，这是在中国政经体制下乡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挑战。

“官场+市场”视角下县域特色产业的崛起

我在一系列著述里，详细讨论了中国地区竞争背后的双重竞争机制，我称之为“官场+市场”模式，即同一层级的地方政府主政官之间，在官场上围绕着核心经济考核指标（如GDP、财税、招商引资等）而相互竞争，不同辖区的企业也在市场上相互竞争；这两重竞争又相互依赖和相互捆绑（这是“+”所指向的含义），地方官员所关心的经济考核指标主要由辖区内的企业创造，而辖区内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为企业所提供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要素保障和行政服务等。从“官场+市场”双重竞争的视角看，为什么说县域是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切入点和战略支撑点？这不仅是因为县域连结城市与乡村，便于整合城市优质要素、促进城乡融合，还因为县级政府是向乡镇传递锦标赛激励、带动乡村发展的关键节点。

县域和乡镇干部这两级官员的激励不搞对，乡村振兴是没法想象的。这是从我的分析视角出发，大家首先可以看到的一点，也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责任制：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领导机制以及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这是多层级激励的传递和衔接体系，最终触及到乡村干部和村民。

近年来，我的研究团队走访调研了一些特色产业发展较为成功的区域。

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湖北潜江的小龙虾产业。潜江小龙虾起源于2000年，从最初的稻田养虾，到后来的虾稻共作、综合种养。经过20多年探索，形成了选育繁育、生态种养、加工出口、餐饮美食、冷链物流、精深加工、电子商务、研学旅行、节会文化等于一体的产业化格局。2023年，潜江市虾稻产业综合产值突破750亿元。

第二个例子是陕西洛川的苹果产业。在2000年的时候，苹果产业成为洛川县政府的主导产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2021年洛川苹果以高达687亿元的品牌估值，位居中国农产品类第二、水果类第一，这是来自西部地区“弯道赶超”的一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是福建沙县小吃。沙县政府在1997年经过考察研究，觉得做小吃是沙县能让当地人发财致富的一种办法，将“小吃”产业确定为主导产业。到现在为止，高德地图显示大概有8万多家沙县小吃店。

第四个例子是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地方政府在汲取早期葡萄酒产业政策的失败教训基础上，经过调研发现，宁夏贺兰山东麓特别像法国的波尔多地区，于是转型做特色酒，提出“小酒庄、大产业”的新产业发展思路。20年来，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上的唯一一个中国品牌。现有酒庄200多家，年产葡萄酒1.4亿瓶，综合产值达到400亿元，近年来频频荣获葡萄酒国际评比大赛的金奖。

2018年，我开始研究农村电商。调研发现有些“淘宝村”借助互联网、电商平台、移动支付和现代物流，“农村工业化”和乡村振兴获得新的动力：即工业化+信息化+现代服务业。这些地方的产业做起来，区域内实现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产业链是集聚的，我们会看到在乡镇、村庄的范围内，设计、研发、金融、加工、营销、物流等“一条龙”整合，专业服务商密切配合，主导产业驱动乡村发展。在这里的创业主体都是草根企业家，通常都是返乡农民、大学生、退伍军人等群体。

企业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那企业怎么助力乡村振兴呢？举个例子：

我研究的一个案例企业是国内畜牧业龙头企业，过去四十年创造了千亿资产的奇迹。在国内开创“公司+农户”模式并复制推广，奠定国内领先地位。

企业的“公司+农户”模式兼顾了多方利益，对农民来讲，参与到该模式中，低门槛、低风险，只需要付出努力，利用闲置廉价资源，比如劳动力、土地、设施等致富。对企业来讲，轻资产运行，专注技术创新、营销、供应链、模式推广与迭代。对政府来讲，该企业给当地带来了农民增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菜篮子工程等政绩成果。

这家企业为什么在政府眼里是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也是一个得到政府亲睐的企业？

该企业的“公司+农户”模式强调“齐创共享”的合伙文化。公司一年的经营收入，公司与农户“五五分成”，员工与股东“五五分成”，确保了农民和员工的利益，也兼顾了政府和客户的利益。

这家公司连接了近5万农户，为上下游等相关产业创造18万人就业，而农户大多是农村年龄偏大的弱势群体，这些人只需要用心就可以参与到产业里面，一年拿到20-30万的收入。

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讲，“公司+农户”模式特别契合我国当下乡村振兴的发展。它不仅连接农户和市场，而且紧密地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在促进农民增收、共同富裕、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个模式成功地将现代产业引入到农村，给农民输出了最前沿的技术和人才，也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通过向农民兜底收购，也让农民免受市场波动的冲击。这家企业不仅有养殖，现在也开始进入到食品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三产融合”。从该层面上看，这个模式为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的落地实现提供了很好的模板。

最近这家企业又在“公司+农户”的基础上，提出“政企村”的模式，更加深入嵌入到国家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元素之中。原来的“公司+农户”模式主要与农户合作，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直接介入较少。现在开始把地方政府、村集体带进来，撬动多方力量，开辟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的新模式。地方政府统筹各类涉农资金，提供规划指导，银行给该模式提供助农的低息贷款。企业要建养殖工厂，村集体把土地流转集中，并进行必要的关系协调，通过这种模式，村集体再投入一定涉农资金，一年可以稳定拿到15-20万的收入。

企业怎么把商业模式、商业战略，与国家乡村振兴的模式和战略更好的对接？“官场+市场”政经互动的视角，可以为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和角度。

在政经互动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包括农业产业化、非农就业创造和农村现代化。对于大多数农村地区来说，因人才、资本、土地、产品创新等要素的限制，仅仅依靠市场自发力量带动农业产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远远不足，还需要依靠中国政经互动里面特殊的“官场+市场”模式所驱动的政企合作。依靠“官场+市场”双重竟争模式，在尊重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的条件下，发挥基层政府、乡镇干部、乡村能人的引导、协调与赋能作用，通过政经双轮驱动，带动产业及各类优质要素向乡村汇聚。在这个过程当中赋予基层政府和乡村干部必要的政治激励，也是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政经互动逻辑下的乡村CEO

我是去年开始关注乡村CEO，我自己也在思考，乡村CEO在中国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中能扮演什么角色。

现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是靠村支书，如果他是乡村能人，村集体就能发展，因为他就能找到适合本地资源禀赋的特色产业，不管是高附加值的农业也好，还是农产品加工，还是其他的产业。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村干部更善于做一些组织协调工作，完成上级布置的行政任务，但要让村支书成为经营性的人才是非常困难的。打一个比喻，村支书更像部队的政委，更多是一个行政管理和组织协调的功能，打仗还需要连长、营长这样的军事长官来指挥，把政委和军事长官两者一肩挑是非常困难的。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产业要振兴的关键是人才振兴，只有人才可以把各类优质要素组合在一起，但是人才和优质要素现在主要来自于城市，要从城市里输入到乡村。

我们目前所依赖的多数是乡土型人才，返乡大学生、退伍军人、农民工，或者村干部本身就是能人。但是很多地方没有返乡人才、没有乡土型人才，怎么办？乡村CEO开创了人才下乡新的渠道和新的机制。在这个意义来看，如果乡村CEO这个职业市场能够发展起来的话，在一个村庄、一个村集体里面，既有村庄治理负责人，又有村庄经营负责人，行政功能和经营功能就都齐备了，在“官场+市场”双重竞争机制里面，村支书作为准官员，乡村CEO作为市场力量，两者之间直接衔接在一起，形成良好的合作和互动，这就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微观模型。

当然，怎样吸引乡村CEO人才，让他们留得住、干得久，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乡村CEO和村两委如何发展起积极的合作关系，这些是需要持续去探索、总结的。

总之，乡村CEO不是村官，他们在乡村的主战场上发挥职业经营性职能，就是要把他们变成经营型的人才，并以此为目标来设计招聘、培养、管理及配套的制度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