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考察时曾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一份珍藏在博物馆里的“红手印”契约，记录了农民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探索中的勇气。会议结束后，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而由这18枚红手印催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中国现代农业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不仅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也再次释放了生产力，并在1982年得到中央的全面推广，成为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基于改革实践，中国“三农”发展可概括为“三步曲”：

•‌ 1980年前后-1985年前后：粮食生产爆发期。1982-1984年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率达7.83%，从“吃不饱”转为“卖粮难”，农民“造田”积极性高涨。

•‌ 1986年前后-1997年前后：乡镇企业崛起期。农民在粮食富足后转向非农产业，“五小工厂”（小服装、小鞋帽等）遍布全国，1995年，乡镇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53%，形成“农民造厂”热潮。

•‌ 1993年前后-至今：农民进城期。随着市场经济推进，粮票等制度取消，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流动，年均净流出约1000万人，30年间累计约3.3亿人，推动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7%升至当前的68%，形成“农民造城”趋势。

在发展中，也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

一方面是，收入分配差距显著。2024年中国人均GDP达1.3万美元，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突出。1978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0年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2008年达0.496，2024年仍维持在0.45。洛伦茨曲线显示，实际收入分布偏向“绝对不平均”线，反映城乡、区域间收入差距尚未根本改善。

另一方面是，粮食安全与成本压力。粮食作为战略资源的重要性显著，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指出“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当前中国面临农产品成本竞争力不足的问题：2016年数据显示，中国主要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等）的单位总成本均超过美国，其中大豆成本为美国的2.32倍，人工成本更是高达21.24倍。

同时，农业生产面临“土趋坏、水趋坏”的挑战——城市扩张占用优质农田，新开垦土地质量较低；水资源分布不均，极端天气频发。尽管“光趋强、温趋高、气趋好”对作物生长有一定利好，但总体仍对粮食自给构成压力。中国向世界承诺“粮食基本自给，仅进口5%”，如何在成本高企、资源约束下守住底线，成为关键课题。

首先来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脉络。

•‌ 早期实践与理论奠基阶段：1969-1975年梁家河插队期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奠定对贫困问题的实践认知；1982-1985年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1990年在福建宁德提出“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倡导农业综合开发；1992年出版《摆脱贫困》，全面奠定了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 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阶段：1998-2002年任福建省级领导时，提出“南平经验”，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主张“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2002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推进“千万工程”，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06年倡导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基本确立了“三位一体”的合作制理论。

•‌ 全面形成与丰富完善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提出精准扶贫战略（2013年在十八洞村首次提出）；2017年党的十九大部署乡村振兴，推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形成系统理论体系；牢固树立和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将“三农”强、美、富与国家强、美、富关联，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目标。

在脱贫攻坚中，强调“精准扶贫”，提出“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问题。明确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要求“不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不丢下一个贫困群众”，2020年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在推进乡村振兴中，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将“三农”发展与国家现代化紧密关联。乡村振兴总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通俗概括为“钱儿多、地儿美、心儿顺”。明确农业要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要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要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第一个大方面是：农业强，要构建现代化农业体系

农业强是农业强国建设的核心，需从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完善、支持保护强化、农业绿色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增强国际竞争力等六个维度协同推进：

提升高水平农业生产力。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核心，通过现代物质技术装备提升农业综合产出能力。目前全国已建成11亿亩高标准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10.5亿亩，农作物机械化率提升至74%，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3%，农业生产稳定性显著增强，受灾面积较以往下降70%。未来需持续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确保农产品以合理价格满足市场需求，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健全全链条农业产业体系。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河南小麦产业为例，从传统种植向专用品种研发（如面包粉、饺子粉专用小麦）、面粉加工、方便食品生产等环节延伸，形成“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的全链条模式，既提高附加值，又增强产业韧性。同时，强化产前、产中、产后分工协作，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产业从“单一生产”向“多元经营”转型。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通过政策、资金、制度三重保障，确保农业经营主体“不亏本、有体面收入”。研究表明，农民收入达到当地城镇人均收入的47%～57%时，可视为“体面状态”，当前这一比例约为38%，需通过财政补贴、农业保险、基础设施投入等方式缩小差距。同时，避免补贴政策滋生“养懒汉”现象，聚焦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保障其合理收益。

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破解农业面源污染（当前已成为三大污染源之首）和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国总排放的20%）问题，科学利用水资源，合理控制农药化肥使用，探索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结合“双碳”目标，推动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培育高素质农业人才队伍。聚焦“人的现代化”，培养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包括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经理人、乡村治理骨干等。鼓励企业、高校参与人才培养，如培养乡村CEO等，助力提升农村经营管理水平，为农业强提供智力支撑。

增强国际竞争力与话语权。遵循“地道生产”原则，在优势区域发展特色、优质、标准化农产品。国家已划定大宗农产品（小麦、玉米、水稻等）和特色农产品（蔬菜、果品、中药材等10类）的适宜生产区域，按“在合适的地方种合适的作物”布局，可规避十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风险，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

第二个大方面是：农村美，要推动城乡协调与村庄优化

城乡关系规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不矛盾，而是相互促进，“没有富足的粮食，就不会有二、三产业的发展；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与城市，就没有现代化的农业与农村”。发达国家城镇化率普遍超过70%，中国当前城镇化率68%，未来将进一步提升至75%～80%，农村人口持续减少是客观趋势。更多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后，农村剩余人口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形成“城镇化带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支撑城镇化”的良性循环。

村庄演化路径。实施村庄分类差异化治理。根据村庄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分类施策：一是一级、二级城市周边涉农区域，重点解决垃圾处理、村改居后遗症、失地农民保障等问题；二是乡集及中心村，优化宅基地管理，推进空心村土地整理，完善基础设施与生产生活分区；三是山区边际村和危险区域村庄，结合休闲旅游推进企业化运作，强化防灾规划；四是历史文化村镇，加大对古村落、传统民居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摸底与整理，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第三个大方面是：农民富，要实现收入提升与体面生活

明确收入目标与合理差距。农民“体面收入”的合理区间为当地城镇人均收入的47%～57%，对应城乡收入比1:1.75（当前约1:2.34）。这一差距既考虑教育年限差异（农村平均9年vs城市平均14年），也兼顾农村工作的自由度与城市工作的通勤成本等因素，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合理区间。

拓宽农民增收路径。一是产业带动，发展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让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二是就业拓展，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当前农民工达3.3亿，带动5.5亿人在城市生活），增加工资性收入；三是规模经营，通过土地流转让少数“懂农业、爱农村”的主体耕种更多土地，降低单位成本，提升规模效益；四是政策补贴，通过粮食补贴、农业保险等保障基本收益；五是返乡创业，吸引乡贤、农民工返乡发展农业服务、农村电商等，创造就业岗位。

第四个大方面是：心里顺，要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推行“法治、自治、德治、贤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培育乡风文明，需重点激活四类权力主体的协同作用。

正式权力机构。以村党支部、村委会为核心，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乡村发展方向。选拔标准上，应优先选用“有经营头脑、一技之长、群众基础好”的能人型村干部，这类群体既懂市场运作，又熟悉村情民意，能有效带动资源整合与产业发展。同时需警惕两种倾向：“好人型”村干部虽人品可靠、人缘佳，但易因优柔寡断错失发展机遇；“强人型”村干部敢作敢为，但若缺乏监督约束，可能向“恶人型”转化，出现以权谋私、欺压百姓等问题。因此，需完善监督机制，同时鼓励返乡成功人士、大学生等群体进入村干部队伍，通过新鲜血液注入提升治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民间组织。针对经济组织、宗教组织等民间组织，要充分发挥其在资源对接、行为规范中的作用。例如，养殖协会能精准识别具备养殖能力和信誉的农户，在落实扶贫项目（如发放种羊、提供贷款）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行业协会可通过制定标准、组织培训规范生产行为，增强产业竞争力。

亲友合作圈。以家族圈和小家庭为核心，发挥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治理效能。家族圈中，“长老”（辈分高、威望高、有能力的核心人物）具有天然号召力，通过做通“长老”工作，可带动家族数百人参与乡村建设，降低治理成本。随着社会变迁，“长老”可能不再局限于年长群体，年轻的带货主播等凭借影响力也可成为家族核心。小家庭中，需重视女性在家庭治理、邻里调和、乡村产业中具有独特优势——其亲和力与沟通能力能有效提升服务质量，应通过技能培训释放女性治理潜力。

精英与特殊群体。针对经济成功、品德良好的“强势精英”（如返乡企业家、退休干部）具有资金、资源、视野优势，可通过投资兴业、公益捐赠带动村庄发展，其示范效应能激发村民奋斗动力。对于村霸等黑恶势力，需依法严厉打击，铲除其生存土壤；对于神汉、巫婆等迷信群体，应通过科普宣传压缩其活动空间，避免其干扰产业发展，逐步以科学观念取代封建迷信，确保乡村治理的正向导向。

总结起来，未来的“三农”发展应持续遵循“顺天时、应地利、合人性”的原则。

在顺天时方面，应遵循经济规律（如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规律）、“五化同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等客观趋势，契合国家战略导向。

在应地利方面，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硬资源如土地、景观，软资源如文化、制度），避免盲目复制外部模式。例如，资源匮乏村可侧重发展劳务经济，而特色农业村可聚焦产业链延伸。

在合人性方面，尊重农民意愿，激发内生动力，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

最终以遵循制度规范和客观规律为基础，通过特色产品打造、创新营销等突破发展瓶颈。

内容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