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由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为村发展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北京为村互联网科技研究中心发起，腾讯学堂、腾讯文化、腾讯北京总部党委协办的“为村讲坛”第三季第10期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作题为“未来十年中国乡村发展趋势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报告。

以下为内容摘编版：

•‌ 城镇化持续推进导致乡村人口和村庄数量减少

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减速阶段，但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上升，预计到2035年将超过74%，2050年接近80%，届时城乡人口与空间结构趋于稳定。学术界对2030年和2035年城镇化率有不同测算，但共识是中国城镇化远未完成，未来仍有较大推进空间，2030年城镇化率超过70%，2035年超过74%。随着城镇化推进，城镇人口增加，乡村人口持续减少，村庄数量也随之减少。

•‌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空心化加剧

2023年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26.5%，比城市高8.7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20%，比城市高7.4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远超城市。据预测，到2030年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达28.2%，约3.94亿人，65岁以上达22.2%，约3.05亿人。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需对乡村基础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并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全国12个省（自治区）472个样本村的调查显示，人口流出的空心村占91%，人口流入的实心村仅占9%，农村呈现“十村九空”的态势，且空心化率超过43.4%的深度空心村占比达48.8%。随着城镇化推进，空心化是常见趋势，未来需优化村庄布局，按常住人口优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 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

早期农村劳动力以跨省、跨区域外出转移为主，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推进，出现就地就近转移趋势，城镇化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呈现就地就近特征。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三个下降，即外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比重、外出农民工跨省比重、跨省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比重均下降。县城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反映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就地就近趋势。

•‌ 乡村产业多样化与融合发展

随着中国农村发展水平提高和乡村振兴推进，乡村农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增加，产业结构趋向多样化。在农业内部，农林牧渔结构也在转变，在“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下，林牧渔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乡村产业融合化加快，包括农文旅融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城乡产业融合等；同时产业集群化、生态化、数字化趋势明显。预计到2030年，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75%，农业生产信息化率约35%，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产品总交易额比重达20%以上。

•‌ 城乡融合发展快速推进，融合水平不断提升

基于“十五五”和两个阶段城乡融合发展相关研究，通过构建涵盖要素、居民生活、产业及城乡治理等多维度的指标体系测算显示，当前各地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未来城乡融合将呈现快速推进态势。然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难点，面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的挑战。根据国家战略部署，到2035年需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城乡社会保障服务的均衡化问题尤为突出，成为制约2035年目标实现的主要瓶颈。

•‌ 政策支持与发展脉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016年中央发文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行全面部署，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022年党的二十大强调“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024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出台促进其高质量发展，2025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

•‌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定义与基本特征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形态，是体制转型背景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产物，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相对性与动态性，是一个不断演变转型的过程。它既是改革目标，也是渐进过程，若改革目标达成，将成为一般形态，但目前对其度量与统计存在困难。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特征包括：

第一，产权明晰。产权归属要明晰化、成员身份要明确化。

第二，分配合理。收益分配要合理化。

第三，治理科学。组织和治理架构要科学化。

第四，模式多元。经营方式、经营途径、经营模式应该是多元化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开展五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扎实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改革进展与成效。
目前，全国87%的区县已开展改革，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率达98.3%，宅基地确权登记率达92.7%，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覆盖率达85.6%。

截至2024年底，认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达9.3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98万个。其中一半成员常住城镇，随着城镇化推进，城镇常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比重将增加，其农村“三权”退出问题有待解决。

农村集体资产规模庞大且增长迅速，2017年总量为3.44万亿元，2023年达9.61万亿元，增长1.8倍，2024年为9.7万亿元。经营性资产占比从2017年的32.4%提高到2023年的44.8%，提高了12.4个百分点。同时，脱贫攻坚形成庞大扶贫资产，2023年底全国帮扶项目资产原值达3.28万亿元。

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快速增长，2023年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入增长14.4%，2024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总额比2020年增加65.3%。收入分布不平衡状况有较大改善，2019年低于5万元的“空壳村”比例为57.7%，2022年降至40%左右，2023年5万元以下的村占比降至36.3%。

阶段性成效显著，从强化制度建设、健全集体资产权属、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盘活集体资产、提高内生发展能力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促进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了村庄分化

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测算，村庄发展差异显著且分化加剧，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主因。在469个样本村中，集体经济收入最高的20个村与最低的20个村平均值之比达83.1倍（按人均计算为130倍），人均村集体总资产、人均村集体经济收益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指标远超地级行政区。村庄分化与产业结构紧密相关，粮食种植村集体经济收入最低，第三产业特色村相对较高。

未来政策导向需从发展初期的“扶强”与“锦上添花”，转向更加注重“扶弱”与“雪中送炭”，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应从单纯联农带农转向建立联农带村长效机制，农业产业园区建设等不仅要联农，更要带动周边村庄发展。此外，可借鉴浙江等地经验，探索以强带弱的联村发展模式，如嘉兴的飞地抱团、组团化发展、下姜村乡村振兴联合体、强村公司模式等，促进村庄联合发展与共同富裕。•‌ 亟需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统”的层级

邓小平同志提出农业的“两次飞跃”构想，当前从低水平集体化走向高水平集体化的体制“二次飞跃”转折点已至。随着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需找到适应“统分”结合的新形式，提高集体经济“统”的层次，这更有利于整合乡村资源与推动共同富裕。

2020年数据显示，农村村级、组级、乡镇级集体资产占比分别为77.6%、12.2%和10.2%，提高“统”的层次不能局限于村组级，需破除“村自为界、户自为界”传统体制。目前各地已有多种探索模式，包括以北京为代表的乡镇级统筹；浙江等地的跨村、跨乡镇联合发展；以及浙江嘉兴的“飞地抱团”等项目统筹模式。

•‌ 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队伍建设

乡村经营是乡村振兴中易被忽视的重要环节，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关键作用，包括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提升乡村品牌价值、挖掘乡村多元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加集体经济收益等。我国已进入更重视乡村经营的新阶段，乡村经营人才需走职业化道路，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乡村CEO）队伍建设迫在眉睫。

•‌ 重视农村集体经营风险和债务控制

村级债务规模明显上升，虽总体风险可控，但东部地区债务压力相对较大。在推进乡村经营过程中，需加强集体经济经营风险控制和村庄债务控制，防范经营风险，减少和避免不良债务。

•‌ 加强对农村集体“三资”的监管约束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但目前仍有个别人认为农村集体经济不利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这可能是因操作过程中存在收益分配不合理、监管缺失和腐败等问题而导致的认识误区。村组织“一肩挑”背景下，监督约束机制尚不完善，存在村干部经济廉政隐患。因此，需加强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建设，完善对农村集体资产的监督和约束机制，确保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 研究的背景、框架与主要结论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农村产业升级、资源整合与可持续发展亟需一批具备企业管理能力与乡村发展视野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乡村CEO）。科学研判其人才需求与发展趋势，优化培养体系并加强乡村运营人才队伍建设是关键。

采用“1+4”结构，即1个总报告（《乡村CEO需求趋势预测与培养体系优化建议》）和4个专题（乡村人口和村庄数量的发展趋势、村庄分类和结构特征、乡村CEO需求、腾讯乡村CEO培养）。

主要结论：

第一，从乡村人口和村庄演变趋势来看，乡村人口会继续减少，2030年是3.98亿，2035年大约3.53亿；村庄数量也会减少，2030年行政村的数量大概是43万个，2035年是40.3万个左右。

第二，村庄类型格局及其演变研究表明，集聚提升类占34.6%左右；城郊融合类占20.5%左右；特色保护类占22.2%左右。

第三，乡村CEO需求量很大，我们测算当前乡村CEO需求量大概是28万人左右，乡村CEO相关人才的培养需求是42万人左右，乡村CEO相关人才需求大约114万人左右。

•‌ 乡村CEO培养的基础与挑战

培养体系向系统化、规范化转变，这些年来，腾讯参与乡村CEO培养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显著成效，一是从搭建全国性框架向多层次落地递进发展，到2024年底，乡村CEO培养项目已经在17个省市区309个县域落地；二是形成培养的系统性方案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应该说腾讯参与乡村CEO培养，为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成为国家新职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认知不足。乡村CEO理论概念普及度低，多元主体（如村两委）对其权责定位边界模糊，部分将其视为事务性帮手，偏离经营职能。

第二，培养转化痛点。优质生源缺乏，未建立统一准入标准；课程体系科学性不足，理论与实践权重配置待优化；成果转化机制不畅，培养对象与乡村需求错位，难以融入乡村。

第三，体制机制约束。农村集体经济的特殊管理要求限制市场化运营空间；配套政策滞后推高创新成本；封闭的集体产权结构阻碍现代要素整合。

•‌ 乡村CEO需求估计

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城镇化率、乡村人口、村庄数量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估计各地各类村庄的数量、乡村CEO的需求数量以及乡村CEO相关人才的培养需求。

首先是乡村人口和村庄数量发展趋势的预测：

第一，城镇化与乡村人口。全国层面，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2030年全国城镇化率达71.5%，乡村人口总量约3.98亿；2035年城镇化水平达74.6%，进入稳定期，乡村人口约3.53亿。省级层面，2030年城镇化率超70%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17个；2035年城镇化率达80%以上的省（市）有6个，基本达到城镇化天花板，城乡人口基本稳定。2030年乡村人口2000万以上的省有7个，1000万-2000万的有9个；2035年乡村人口2000万以上的省减至3个，1000万-2000万的有10个，各地乡村人口随城镇化推进呈下降趋势。

第二，村庄数量。村庄数量持续下降，2023-2030年处于快速变动期，预计减少4.68万个；2035年将继续减少约2.71万个。

第三，结构特征。全国村庄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其他类5类，同时按集体经济收入和产业进一步分类。总体来看，搬迁撤并类和其他类型村庄占比降低，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村庄占比提升，城郊融合类村庄占比大体不变。

再就是对乡村CEO需求的估计：

在需求总量方面。基于不同类型村庄确定需求系数进行估算，全国共需乡村CEO约28万人。综合考虑地区发展差异、集体经济运行情况、乡村CEO人才质量等因素并调整后，对乡村CEO数量需求及结构进行估计，分地区差异、结构需求、产业需求差异等维度进行结构性预测。

在培养需求方面。基于多方面因素测算，从全国需求量、不同地区需求量等四个方面对乡村CEO培养需求进行测算。

•‌ 乡村CEO培养体系优化建议

一是顺应趋势，把握乡村CEO从地方试点到国家职业的发展机遇，强化顶层设计并动态适配；二是因地制宜，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差异，动态调整培养目标与资源配置；三是因人制宜，针对不同来源、功能定位及层次结构的乡村CEO，分类施策构建多元能力生成体系；四是优化体系，构建覆盖培养全流程的支持体系，推动从短期培训向全周期成长赋能转变；五是适度改革，通过制度创新破除人才供需失衡瓶颈，实现乡村CEO培养与乡村实际需求的精准匹配。

内容参考：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