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由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为村发展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北京为村互联网科技研究中心发起，腾讯学堂、腾讯文化、腾讯北京总部党委协办的“为村讲坛”第三季第9期举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杜鹰作题为“关于乡村振兴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以下为内容摘编版：

•‌ 乡村振兴本质的含义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和“五大振兴”的重点任务。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促进乡村振兴就是要振兴乡村特有的功能”，从城市与乡村功能差异化的角度，深化了我们对乡村振兴本质内涵的认识。振兴乡村并不是要把乡村建设得和城市一样，而是要振兴乡村自身特有的功能，这正是乡村振兴的本质含义。

•‌ 乡村具有的三大功能面临着弱化甚至是衰败的风险

乡村具有三大功能：一是提供农产品有效供给，二是提供公共生态产品，三是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然而，乡村具有的三大功能在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都面临着弱化甚至衰败的风险。

第一，国家在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方面面临着一些突出矛盾。在消费端，人们的需求从“吃得饱”升级为“吃得好”；在供给端，农产品成本加速上升。这两方面因素叠加，导致在粮食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农产品的供求缺口反而在扩大。我国自2004年起，已从农产品净出口国转变为农产品进口国，截至去年，农产品进口总量位居全球第一。据测算，我国以热量计算的食物自给率从2000年的96.7%下降至2022年的76%。若往后预测，中国食物自给率有可能进一步下降。作为人口大国，尤其是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这一趋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确保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已成为“三农”工作领域的首要任务。

第二，从农业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形势也较为严峻。首先是耕地问题，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为19.18亿亩，相比十年前的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减少了1.13亿亩。国家要求到2030年，中国耕地存量必须确保18.25亿亩，这意味着必须实行更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其次，农业面源污染已上升为三大污染源之首；同时，农业从田头到饭桌全链条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国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20%。因此，农业在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同时，还面临着碳排放双减的压力。此外，中国农产品成本过快上升，也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挑战。乡村的第二大功能是提供生态公共产品，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同样面临严峻形势。

第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方面，矛盾突出表现为城市的过密化与乡村的过疏化并存。当前，乡村劳动力、人才、资金、土地等大量要素持续流失，乡村老龄化、村庄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村庄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引发了“未来谁来种地”的隐忧，更是对传统农耕文明的保护与传承构成重大威胁。

乡村特有的三大功能，均面临弱化或衰落的风险。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质，就是要将乡村所特有、为全社会发展所必需且不可或缺，而目前又面临弱化或衰败风险的功能重新振兴起来，这正是乡村振兴的本质内涵。

•‌ 粮食问题产生的原因

近20年来，中国的粮食产量从4.6亿吨增至7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从365公斤提升至500公斤。在此背景下，粮食反而显得愈发紧缺，背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从需求侧看，我国食物消费正在升级，实现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进一步跨越。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最显著的变化是：直接消费的粮食减少，肉禽蛋奶消费量剧增。生物学中的林德曼定律表明，在能量逐级转化过程中，有效转化的只占十分之一，大量能量会损耗。因此，中国确保粮食安全的需求量是动态的，随着消费结构变化，粮食安全的数量底线会持续抬升。

第二，从供给侧看，中国农业已进入高成本阶段。2022年至2025年，中国三种粮食的亩均生产成本从425元升至1253元，年均增幅6.6%。农产品生产成本过快上涨，导致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 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

日本经济学家大塚启二郎提出，人多地少国家的农业发展会依次面临粮食不安全、部门收入不平等、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导致食物自给率降低这三大问题，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包产到户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粮食不安全问题得到阶段性化解。部门收入不平等问题，是指工业与农业两大部类因劳动生产率悬殊，长期存在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的状况。2004年，中央明确提出“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发展方针，通过取消农业税、给予种粮补贴等措施，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向“三农”倾斜，部门收入不平等问题显著改善。当前，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引发的食物自给率下降，已成为中国农业在现阶段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面临的最突出矛盾。因此，乡村振兴虽涵盖多项任务，但其核心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农产品有效供给能力。正如总书记强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必须立足国内，千方百计增加粮食产量和农产品有效供给，这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

从实践看，乡村振兴存在两种模式：模式一，以农产品生产为基础，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最终提供初级农产品或加工农产品，所提供的主要是“物质产品”；模式二，依托乡村资源发展农文旅产业，为城市人口提供服务，打造田园综合体，所提供的主要是“服务产品”。前者聚焦提升农产品有效供给，后者侧重增加农民收入。

中央始终强调“三农”工作的两大政策目标——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与增加农民收入。这两种乡村振兴路径并无优劣之分，但从现实关系看，需将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置于首位，同时开发农业和乡村的多功能性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两者并非对立矛盾，在实践中需注重统筹结合两大路径、策略与政策目标。

•‌ “龙头企业+集体+农户”的四种利益联结模式

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工商资本进入乡村是必要的。工商资本进入乡村后，其与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关系，直接关乎乡村项目的成败。实践中，“龙头企业+集体+农户”主要形成四种利益联结模式：

1．订单农业模式：龙头企业向农户下达生产订单，农户按企业标准完成生产后，将农产品定向销售给企业。

2．租地建基模式：龙头企业通过土地流转集中村内土地建设生产基地，农民既能获得土地流转收益，又可在基地务工获取劳务收入。

3．利润返还模式：以江浙丝绸产业为例，企业以保底价格收购蚕农蚕茧，待丝绸产品销售后，再从企业利润中提取部分资金，对农户进行二次分配。

4．股份合作模式：龙头企业以技术、资金入股，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双方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是最为紧密的联结形式。

这四种模式均基于市场机制自主选择，政府不宜强制推行某一特定模式，且每种模式的有效运行均需匹配相应条件。

•‌ 影响利益联结紧密程度的三个条件

利益联结方式的紧密程度，尤其是紧密型利益联结，至少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经营规模需达到一定体量。当经营规模足够大时，龙头企业与农民将形成相互依存关系，任何一方都难以脱离对方独立发展。

第二，农民需实现组织化合作。单个农民与龙头企业谈判时处于弱势地位，只有通过农民合作社等组织出面，才能与企业形成平等的谈判关系。

第三，农村社会关系需向契约化转型。传统基于血缘、地缘的农村社会关系，需逐步转变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契约关系。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村信用制度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建立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时，必须重视培育这种新型社会关系。